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刘清扬（一）
胡霭立 鲁开荣
为反对帝国主义奔走呼号
天津早期的女革命家刘清扬，1894年生于天津一个回族家庭。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中国人民惨遭外人屠杀的情景，曾给年仅七岁的刘清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5年，刘清扬进入严范孙创办的平民女子小学读书，受到爱国思想的教育，激起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情。从1906年到1910年的几年中，她曾参加天津各界人士发起的三次国民捐款和国民救国储金运动。这时，她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深受滦州起义负责人、地理教员白雅雨的影响，并经同班同学崔昭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为帮助白雅雨筹措起义经费，刘清扬曾劝说她的大哥刘孟扬（时任天津《大公报》主任编辑，后又创办《民兴报》），要求他从冬季募捐和救济贫民的赈济费中抽出一部分，协助白雅雨到滦州发动起义。不久，武昌起义继起，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中国的爱国志土仍然在黑暗中摸索。青年知识分子刘清扬在寻找前进的道路，寻找救国救民反帝爱国的道理和办法时，曾读过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略取》、《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等小册子，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接触过俄国派来的地下工作者鲍迪威和哈德洛夫等人。但真正引导刘清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所创办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她很大的启发和影响，使她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增长，并且肯定了中国要走俄国人的路。
当刘清扬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适值从北京掀起的“五四”风暴席卷了天津城。她立即投身到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去。刘清扬是“五四”时期特别活跃、具有组织才干、鼓动才能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女界代表人物。她是1919年5月25日成立的天津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她是全国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觉悟社的第一批成员，十个女社员之一；她作为女界代表参加了天津市各界联合会，为该会的常务理事；她还作为天津的代表，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被推举为调查科理事。她无论在何种会议上发表意见，或者在反帝爱国的实际活动中，都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她曾数次自告奋勇同各界代表赴北京参加请愿活动。1919年6月26日，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反对《巴黎和约》签字赴京请愿代表名单中没有妇女代表，刘清扬当即提议增派女代表，会议遂决定追派刘清扬、张若茗为女代表。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赴京，与北京、山东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惩办枪杀爱国群众领袖的山东省长马良。结果全体请愿代表25人都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刘清扬、郭隆真等被捕后，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被捕的四位女代表中，刘清扬、郭隆真是回族，当时北京警察厅长常朗斋也是回族。为软化她们，常叫厅长厨师单给刘、郭做饭菜。警方为分化请愿代表，又通知刘清扬可以取保释放，被刘清扬拒绝，并表示愿与全体被捕代表共患难、同生死，坚持斗争到底。
刘清扬自从投入“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就下决心献身祖国，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她与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副会长李毅韬相约，要李专心致力于主持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务，她去冲锋陷阵，因李毅韬是独生女，而她自己还有三个哥哥，死不足惜。
刘清扬反帝爱国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她组织女界游行，进行反帝爱国的讲演；她积极进行提倡国货的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1919年7月1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开会研究万德成棉纱庄大批存购日货事件，刘清扬在会上提出抵制日货积极办法十四条，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刘提出的办法详妥，同意交调查科采择。7月20日，刘清扬参加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为万德成棉纱庄交存货清单召开的临时会议。7月24日，她参加了各界联合会抵制日货委办会，研究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刘清扬还利用自己是回族这一条件，积极宣传，组织发动回族民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8月8日，刘清扬、郭隆真发动组织了200余回族人在天津清真寺聚会，她们在会上发表讲演，揭露亲日派、山东省长马良（回族）残暴镇压和惨杀济南回族民众的情况，与会者义愤填膺，当即摘掉马良为清真寺写的字匾。
刘清扬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活动，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公推她作为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于9月25日与马骏等同赴上海推动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上海报界、上海公学、上海回教界等各界热烈欢迎天津代表。9月26日，上海全国报界联合会开会欢迎天津代表，刘清扬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感人至深的爱国演说，谓：“五四运动以后，罢学、罢市、罢工，虽然未得圆满之结果，然亦有略效。上海罢市至一星期之久，各地相继而起，皆报界鼓吹所致，不胜钦佩。……初步请愿毫无结果，己令我人得绝大之教训，及有向全国同胞请愿之一法。后遂由同志分向四路出发，希望各省各界联合会风起云涌，为人民根本救民、救国之准备。”刘清扬历述在京请愿情形及军警虐待之惨状后说：“北洋政府对代表种种凌辱，直视同罪犯。……当鄙人与马先生被捕后，本拟牺牲性命为全国倡，后竟受朦胧释出，实觉惭愧。……惟经此次请愿，吾等已有绝大之觉悟，即政府已决心与人民宣战，纵容马良在山东残杀良民，对请愿代表任意蹂躏；对山东如此，时各省亦然；对代表如此，对全国亦然。吾民不可不速筹对付之策，以图自救。至此来目的，（一）为请各界为请愿团之后盾；（二）希望各界联合会从速成立为真正民（意）之表示；（三）打破南北分赃之和平会议。”旅沪回教徒也集会欢迎刘清扬、马骏。他们在上海活动一月余，促使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在11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参加者有六七百人，刘清扬担任大会主席，强调指出：“吾国人感民生凋敝，国局险危，凡吾人类，唯一之天职，应群起自救救国，以谋共同之福利。所以今组全国各界联合会，乃国民救国之起点，亦自救之急务。”刘清扬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时期她与马骏在“上海、南京等地宣传天津被压迫的惨剧，呼吁并动员全国各地继续奋斗。1920年2月全国学联决议派我到南洋去宣传国内青年爱国运动的斗争，直到巴黎和会中国的代表最后拒绝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天津全体被捕代表得到释放出狱，我才从海外回国。”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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